自2013年底開始，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市郊外的天山北麓搭建起一排簡易房。簡易房外，一處“冂”字形的土方上插著一面五星紅旗；簡易房內，中國和烏茲別克斯坦兩國考古人員正從發掘出的實物遺存中，穿梭時空。

　　這處荒無人煙的地方，在大約兩千年前，很可能是游牧民族“大月氏”遷徙的必經之地，抑或也是古代絲綢之路的驛站之一。兩千年后的今天，這里是“一帶一路”考古走出去的一個小小現場，中國考古人員正在用自己的話語和認知，促進文明交流互鑒，參與世界文明詮釋。

　　古絲路上探謎團

　　三年來，一支來自中國陜西西安西北大學的考古隊一直在從事古代絲綢之路的相關發掘與考證。他們從新疆出發，一路延伸到中亞。目前在烏茲別克斯坦開展的中烏合作西天山西端區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項目，只是他們沿著古代絲綢之路努力發現歷史、復原歷史的一個支點。

　　很多年來，絲路考古，一直是西方考古界熱衷的話題。過去，東方人也會靠參考西方的研究來認知東方自己的歷史。毋庸置疑，西方學術有其嚴謹的一面，現代西方考古理論和操作方法也是全球考古領域的先驅和范本，但對于發掘物的解讀、詮釋和判定，卻牽扯到歷史認知、文化品讀、風俗習慣、思維方式等各個方面。

　　考古發掘的方式可以相似，但對文物的解讀卻往往會產生千差萬別的結論。這就是中國考古人員走出去作業的意義所在。

　　例如，在新疆以及烏茲別克斯坦境內，中烏兩國考古人員發現了古代游牧民族冬季定居時留下的土制、石制聚落遺址。他們正在用屬于東方人的知識儲備，還原歷史的真相。在這里，他們試圖尋找大月氏遷徙的蹤跡，回答很多至今未解的謎題。

　　“大月氏遷徙到何處，是今天歷史學、人類學、語言學關注的共同話題，”西北大學絲綢之路研究院考古學首席專家王建新介紹，“這里是絲路考古的一個切口。”

　　古墓勾畫新線索

　　考證大月氏的遷徙路線，不僅是學術問題，更關乎今天中亞國家的民族構成等問題，因此在國際上備受關注。不要小瞧那一排簡易房，中國考古人員在那里尋切口、深挖掘、共探討，不僅意味著中國參與世界史認知的全球研究，更是一個中國人用自己的歷史積淀和文化儲備幫助世界認知東方歷史的過程。

　　《后漢書》記述，月氏人曾游牧于張掖、敦煌一帶，后為匈奴所敗，大部成為大月氏，遷徙到中亞。史書記載，張騫踏上絲綢之路出使西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尋找大月氏，希望能聯合大月氏共同抗擊匈奴。

　　但對于今人來說，要回溯2000多年還原當時大月氏人的蹤跡，并非易事。

　　就在今年7月，中烏聯合考古隊在烏茲別克斯坦南部地區發現一處較大規模的古墓，封土直徑達40米。主墓人骨被推斷為女性，她身上的裝飾品有黃金鑲綠松石，副墓主人被推斷為男性。經一系列研究，聯合考古隊判斷，這并非大月氏人的古墓，而是西域三十六國之一、康居國人的墓地。

　　這次發掘的結果雖然并未直接證明大月氏的遷徙路線，卻成為排除的依據，讓考古人員能夠進一步勾畫出當時康居人與大月氏人的勢力范圍。張騫從匈奴手中逃出后，也曾途經康居，最終從康居轉程到大月氏。這些中國史書的記載，為今天復原世界史提供了獨有的參考。

　　共享保護齊推進

　　從新疆，到中亞，中國考古人員正沿著古代絲綢之路，與沿線各國展開合作，以坦誠、交流、公開、分享的心態，發現歷史、還原歷史、講述歷史。這也許是“一帶一路”文化視域賦予中國考古人員最明顯的特征。

　　以中亞的近代考古活動為例。過去，西方人也在中亞進行了很多發掘，但王建新說，那些考古活動多多少少“帶有一點掠奪性和破壞性，發掘后留下的探方填都不填，他們只為了收取資料”。

　　而在中烏聯合考古活動中，中國的考古人員不僅帶著烏茲別克斯坦的碩士生、博士生一道發掘與研究，讓他們全程參與，而且，中方考古隊很明確地告訴對方，發掘出的文物均屬于烏茲別克斯坦，研究成果是共同的，大家邊發掘邊保護。“這才是負責任的考古”。

　　這些年，在烏茲別克斯坦之外，中外聯合考古隊還在在蒙古探索回鶻、匈奴的遺存；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與英國劍橋大學合作，通過粟與黍的種植傳播歷史，勾畫漢代以前絲綢之路的模樣。也不止于陸上絲綢之路，中外聯合考古隊在越南、柬埔寨、緬甸甚至遠至埃及、肯尼亞，發掘海上絲綢之路的印記。

　　中國視野走出去

　　中國考古走出去，有著沉重的歷史背景和艱巨的時代使命。

　　直至上世紀20年代，中國人才從研究銅器銘文與石刻文字的傳統金石學，轉向更看重田野調查與發掘的考古學。考古學學科理論、方法由西方人建立，話語權重更偏向西方。而今天，中國考古人正積極“走出去”，嘗試參與世界史的詮釋。

　　“自己的歷史由西方人說出來，不是味道，有時也避免不了謬誤。”在北京大學文博考古學院研究員陳凌看來，考古是一門“人的因素”占很大比重的科學。“表面上，挖出什么物件就是什么物件，但如何解讀物件，還要看學者的知識儲備和視野。”

　　“上世紀50年代，蘇聯學者（在古代絲綢之路上）發現了一個佛寺（遺存），出土了大量的瓦當、板瓦、筒瓦等，由于蘇聯學者對中國漢式建筑不熟悉，（佛寺）遺址被他們復原成了一座清真寺，這就會使后人產生一系列的誤讀。”

　　陳凌說，如今，中外考古合作越來越多，說明中國考古界正逐漸參與到世界歷史的解釋和說明過程。過去那種任由西方人講述東方歷史的時代正在遠去。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說，文化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組成，“文化先行”也是促進彼此了解的重要渠道。從這一層面看，考古走出去具有充分的現實意義，中國人正在打開“考古的世界視野”，讓我們更了解世界，也讓世界更了解中國。“借助考古走出去，推進世界文明交流互鑒，是考古人義不容辭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