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集團(ANBOUND)創始合伙人、智庫學者、首席研究員陳功撰文指出，對北京這座千年古城來說，“十個失誤”是遠遠不足以說明問題的，要總結的東西還有太多、太多。對于北京來說，佛陀的悲天憫人情懷，并未能解決云云蒼生的現實問題。而且正如“普通人”在面對這些問題經常使用的“表態”，北京有發展中的成就，也有發展中的問題。一切都是“發展中的問題”，這肯定沒錯！至少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到，對于世界的這一輪“城市化運動”，北京最大的貢獻就在于，它提供了一個偉大而深刻的教訓，讓人類意識到在城市化的過程中，什么才是真正最寶貴的東西。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北京這座城市按照有跡可循的標準去追尋，大約已經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了，作為一個都城，北京也已經存在了800多年。這也就是說，當上海在東海的灘涂之上，還蹤影皆無的時候，北京已經在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蒙古草原南緣，在一片河湖縱橫的肥美之地，擁有了巍峨高大的城墻，擁有了繁榮的街市以及來自世界各地講著不同語言的大量人口，還有連接中國腹地與西北方向和東北方向遼闊山地和森林的重要樞紐區位。

　　北京數千年的歷史并不平靜，河朔之地自古就時常為鉄騎所侵擾，呈現一片肅殺的寂靜，但這個城市的重要歷史地位從未因帝王和時代的變更，而有所削弱，重要的地理區位決定了這個城市的發展邏輯，推動它一而再地復興和崛起，持續著自己歷史上的繁榮和輝煌。但時至2015年，這個城市出現了重大轉折的征兆。

　　事情是從京津冀一體化以及產業轉移和行政中心外遷開始的，但其征兆卻是早有端倪，北京的城市病早已世界知名，霧霾已經嚴重到令人發指的程度，由此世界多了一個名詞稱為“北京霧”（BeijingFog）。作為首都的北京，遙遙廟堂之上，不斷有不滿之聲傳來，結果就是3000萬人都要面對前途未卜的現實。

　　對于未來，北京行政中心的外遷除了并非科學的風水之外，并不會有大的問題。因為全國各地，完全新建行政中心的城市比比皆是，所以北京遷走一部分行政中心和部門不會出現任何問題。對北京影響真正很大的是產業、教育、醫院和企業總部，還有人口增長的限制，這些都與北京千家萬戶的利益有著密切關系，而且都在京津冀一體化的范疇之內，相當部分已經確定是要外遷的。所以此刻的北京，再度陷入到歷史的螺旋當中，必須要面對以往曾經竭力回避的一切。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從莽莽草原南麓上的邊塞之城，到擁有每天1200個航班的世界級大都市，再到城市化高速增長以及廟堂之上的尖銳批判和沉重壓力，北京在這樣陀螺般旋轉、瀕臨顛覆的時刻，如果依舊不能科學反思，那只能說是徹底的麻木不仁。可另外的一個問題是，這個三千萬人口的城市，雖然歷史是非云集，但卻難見真正嚴肅的科學反思，有能力感嘆、評論和吐槽的人很多，有能力、有興趣做技術性反思和總結的學者卻并不多見。沒有辦法，我作為一個生于斯、長于斯的城市研究學者，只好勉為其難，本著科學檢討的態度，提煉總結北京的城市發展邏輯，進而歸結為城市發展中的十大失誤，供大家討論。

　　第一個錯誤，沒有正確認識政治對城市的影響。

　　回顧北京城市發展歷史，城市決策者和規劃部門最常使用的籍口，就是北京這個城市受政治的影響太大，左右了城市的發展。言外之意，北京今天的病癥是政治的原因，而非城市決策者之過。要說政治影響，北京的確存在，梁思成的遭遇眾所周知，先是蘇聯規劃思想的影響，再來是文化大革命，還有后來的改革開放以及對“四化”的急切追求，政治影響始終存在。不過，應該注意的是，北京不應夸大這種政治影響，更不能作為城市規劃失誤的籍口。

　　2000年的北京，GDP總量只有3161億元，到了2014年北京的GDP總量已經達到了2.13萬億。過去的政治影響再大，也只是在3161億規模上的“影響”。如果說北京“攤大餅”，那時的“大餅”也就相當于三千多億，只有約現在經濟總量15%左右。所以，后來的問題才是真正的問題，才是最大的問題。與其說是政治影響的問題，還不如說放任發展的問題。北京這張“大餅”，是在無反思，無總結，在有其名無其實的學者和官員想象力的自由運作下，縱意而為之，甚至肆意而為之，以致后來居然蔓延式的發展到數萬億的規模。

　　所以，一定要說北京的城市發展有政治影響，那也是地方政治的影響，而不是中央政治的影響。這是北京需要反思的失誤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