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生態文明建設重要性和必要性的精辟概括。早在2003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在《求是》雜志上發表的署名文章《生態興則文明興—推進生態建設打造“綠色浙江”》中指出，生態文明建設是“保護和發展生產力的客觀需要”、“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功在當代的民心工程、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2013年5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再次重申這一論斷，并引用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中的一段話：“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得到耕地，毀滅了森林，但是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為不毛之地。”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深刻論述，科學回答了生態與人類文明之間的關系，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生態觀，成為新時期指導生態文明建設的根本指南。

　　生態危機是人類文明的最大威脅

　　一位哲人說過，人類文明是從砍倒第一棵樹開始，到砍倒最后一棵樹結束。生態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但如果對資源不加節制地過分掠奪，對生態環境肆無忌憚地破壞，引發的將是導致自身毀滅的生態危機。1847年，德國學者卡爾·弗臘斯出版《各個時代的氣候和植物界，二者的歷史》一書。馬克思閱讀后十分贊賞該書的觀點，認為農民的“耕作如果自發地進行，而不是有意識地加以控制……接踵而來的就是土地荒蕪，像波斯、美索不達米亞等地以及希臘那樣。”他將此書推薦給了恩格斯，才有了后者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的相關描述。因為一個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積聚中心和貯藏庫，使得山泉枯竭、洪水肆虐，毀掉了農牧業的根基。恩格斯總結道：“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卻發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文明，如果它是自發的發展，而不是自覺的，則留給自己的只是荒漠。”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歷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國都發源于水量豐沛、森林茂密、生態良好的地區，但都因為生態遭到破壞而導致了文明的衰落或中心的轉移。尤其是位于兩河流域的巴比倫文明，本來坐擁沃野千里的自然優勢，然而隨著兩河上游森林的破壞，促使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淤高，洪水泛濫，河渠淤塞，氣候失調，土地沙化、鹽漬化，破壞了生產和生活條件，使得這個曾以“空中花園”為榮的古文明終成“空中樓閣”。這樣的悲劇在我國歷史上同樣存在。昔日“絲綢之路”上號稱“塞上江南”的樓蘭古國，如今也已淹沒在大漠黃沙之中。

　　生態環境是最基本的生產力

　　2013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海南省考察時強調，“要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牢固樹立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這一重要思想深刻闡明了生態環境與生產力之間的關系，道出了一個樸素而又深刻的道理—生態環境也是生產力。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概念是自然生產力和社會生產力的總和。其中，自然生產力是最基本、最富有創造性的生產力。一方面，自然創造了人類文明的基礎和前提，包括人類本身。另一方面，自然生產力為社會生產力提供了兩個自然富源：一個是“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另一個是“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沒有這兩個富源，一切社會生產活動都根本無法開展。人類生產是在自然創造基礎上的一種再創造。這些自然富源，長期被認為是自然對人類的恩賜，從來未被計入財富總量。但不可否認的是，沒有這些自然財富，其他所謂財富也都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工業革命之后，在大規模開發、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忽略了對生態生產力的呵護，導致生態環境不斷惡化。馬克思就曾深刻地指出，城市和農村分離，對地力的掠奪性剝削和濫用，造成了人和土地的物質代謝出現“無法彌補的裂縫”。全球生態環境惡化的根本原因是人類對自然資源過度索取又很少給予，以致生態系統長期超載運行，日漸衰退，失去平衡，可謂“元氣大傷”。同時，生態環境的惡化也嚴重影響了社會生產力的實現和發展。要使生態環境發揮最大的生產力，還需要讓生態系統休養生息。注重生態環境的恢復與建設讓其繼續發揮生產力作用，讓其為人類源源不斷地提供清新的空氣、潔凈的水和沒有污染的土壤等生態產品，成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們建設生態文明的主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