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24年（民國十三年）  4月17日，出生在四川宜賓縣城林家巷一座民宅。

　　公元1926年（民國十五年）  隨父母舉家搬遷到距離宜賓西北一百余公里處的柳家鎮余家坳。

　　公元1927年（民國十六年）  進入鄉村私塾學堂接受傳統教育啟蒙。

　　公元1929年（民國十八年）  進入鄉村新式學堂接受新舊課程兼備的小學教育。

　　公元1935年（民國二十四年）  考入設在宜賓縣城滇南會館內著名的立達中學。

　　公元1938年（民國二十七年）  考入母校（當時已更名為外江中學，并搬遷到宜賓城內的柏樹溪）高中部學習。

　　公元1940年（民國二十九年）  11月，成為報考中國營造學社眾多求職者中唯一被錄取的練習生，從此開始了迄今為止長達近七十年的文物古建筑維修、保護和研究事業。

　　公元1942年（民國三十一年）  與國立中央大學建筑系畢業生盧繩合作測繪位于李莊的明代建筑旋螺殿，這是其第一次對中國古建筑進行實地測繪，隨后由其制圖、盧繩撰文的學術成果《旋螺殿》一文刊登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七卷第一期上。

　　公元1944年（民國三十三年）  夏，跟隨梁思成先生自南溪縣李莊前往國民政府戰時陪都重慶，擔任由梁思成先生主編的《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文物目錄》的地圖標注工作。

　　公元1945年（民國三十四年）  8月，在李莊參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歡慶游行。

　　公元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  夏，與劉致平、莫宗江押運中國營造學社資料和儀器乘船離開李莊前往北京。

　　公元1947年（民國三十六年）  春，歷時半年之久終于隨中國營造學社復員回到北京，被正式納入國立清華大學營建系辦公室，擔任系主任梁思成先生的助理；同年，與清華大學醫務室楊靜華女士結識，后來成為相伴至今的知音伴侶。

　　公元1948年（民國三十七年）  秋，接受恩師林徽因的指點獨自前往八達嶺和古北口勘查長城，從此與長城結下了一生之緣。

　　公元1949年（民國三十八年）  1月，擔任由梁思成先生主編的《全國重要建筑文物簡目》一書的刻寫鋼板和油印工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全中國過程中有效保護文物古建筑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6月，與清華大學營建系師生一同參加了國旗和國徽圖案征選活動，其設計的國旗圖案榮獲第二名。

　　公元1950年  底，調任國家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業務秘書一職，專門從事文物古建筑維修、保護和研究的組織工作至今。

　　公元1951年  在北京進行寺廟調查，這是其調到文物局后從事的第一次古建筑調查。

　　公元1952年  受命主持居庸關?八達嶺和山海關維修工程，這是其數十年維修長城事業的開始，也是新中國開展古建筑維修事業的第一項重大工程；同年，與相識相戀近六年的楊靜華女士喜結良緣。

　　公元1953年  8月和10月，分別在“關于首都文物建筑保護問題座談會”和“關于首都古文物建筑處理問題座談會”上發言，對恩師梁思成先生保護北京城的主張表示支持。

　　公元1954年  協助恩師梁思成先生和局長鄭振鐸等專家學者積極呼吁?護即將拆毀的北海團城，使北京城這一極端重要的園林式古建筑得以保存下來。

　　公元1956年  6月，遵照周恩來總理的指示，陪同局長鄭振鐸和恩師梁思成先生勘察明十三陵長陵?棱恩殿遭雷擊情況，促使政務院發布在全國文物古建筑上安裝避雷針的重要通知；同年，編撰出版了中國第一本關于長城的專著--《萬里長城?居庸關?八達嶺》。

　　公元1957年  9月至11月，與武伯綸同志前往捷克斯洛伐克進行訪問考察，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派出的第一支文物專家出國訪問考察團；第二年，與武伯綸同志合作的考察文章《論捷克斯洛伐克的文物保護工作》，發表在《文物》第七期上。

　　公元1959年  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地面文物遺存保護工作的經驗性文章《關于發揮文物保護單位作用的幾點意見》，發表在《文物》第十一期上。

　　公元1960年  深入考證藏于天津市藝術博物館的宋龍舟圖后，撰寫的題為《一幅宋代宮苑建筑寫實畫--金明池爭標圖》一文，發表在《文物》第七期上。

　　公元1961年  對山東歷城孝里鋪孝堂山的東漢石祠進行勘查，隨后撰寫的《孝堂山郭氏墓石祠》一文，分兩次發表在《文物》第四和第五期上。

　　公元1962年  參與中華書局組織的“中國歷史小叢書”編寫工作，由其編撰的《長城史話》一書隨后出版。

　　公元1963年  6月，在西安參加全國文物保護單位“四有”工作經驗交流會，會后與陜西省博物館館長吳伯綸及南京博物院院長曾昭?前往甘肅敦煌講學，并對著名“絲綢之路”上的長城關隘和遺跡進行了學術考察，隨后撰寫的《臨洮長城、敦煌玉門關、酒泉嘉峪關勘查簡記》一文，發表在第二年《文物》第六期上。

　　公元1964年  7月，對恩師梁思成先生當年發現中國最古老的木構建筑--唐佛光寺進行了詳細勘察，隨后撰寫的《山西五臺山佛光寺大殿發現唐、五代的題記和唐代壁畫》一文，發表在第二年《文物》第四期上。

　　公元1966年  5月，長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爆發，而其為了保護北京建國門古觀象臺和甘肅永靖縣炳林寺石窟，與同事共同直接上書周恩來總理使這兩處文物古跡得以保存，也因此被戴上了“黑線人物”、“雙槍老太婆的兒子”和“土匪”這三頂高帽。

　　公元1969年-公元1972年  被流放到湖北咸寧“五七干校”接受勞動改造，隨后又被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高帽，遭受隔離審查和殘酷批斗，直至兩年后才由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同志舉薦而得以返回北京。

　　公元1972年  初，獲準回京探親時冒險前往北京醫院看望已經處于彌留之際的恩師梁思成先生，隨即返回湖北咸寧后不久便正式調回北京，接著陪同局長王冶秋同志前往湖南長沙參加震驚世界的馬王堆漢墓考古發掘工作。

　　公元1973年  為接待法國總統蓬皮杜訪問中國期間到云岡石窟參觀，曾先后三次陪同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同志前往山西大同、五臺山和應縣等地安排相關事宜；8月，為了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周年，隨同中國出土文物展覽代表團訪問日本；這兩件事都是新中國開展文物外交工作中的重要事宜。

　　公元1974年  協助內蒙古文物工作隊發掘和林格爾漢墓后，將撰寫的《和林格爾漢墓壁畫中所見的一些古建筑》一文，發表在《文物》第一期上。

　　公元1975年  隨同中國出土文物展覽代表團訪問澳大利亞。

　　公元1976年  7月28日，河北唐山發生強烈地震后，參加“京津唐地震小組”勘察這一地區文物古建筑受損情況，隨后撰寫的《談獨樂寺觀音閣建筑的抗震性能問題》一文，發表在《文物》第十期上。

　　公元1977年  作為由國家文物局組成地震后山海關箭樓修復評審組的領導者，前往山海關對箭樓加固修復工程進行評審驗收；8月，大膽沖破極“左”思潮禁錮在《文物》第八期上發表《萬里長城》一文，率先提出了“長城學”這一新的學術課題。

　　公元1978年  作為國家文物局文物處副處長，陪同全國政協委員薩空了、王首道及相關專家學者前往河北承德與河南洛陽等地考察文物保護情況。

　　公元1979年  7月，參加國家文物局在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召開的長城保護研究座談會，與會代表一致響應其提出建立全國性長城研究機構的倡議。

　　公元1980年  在《建筑歷史與理論》第一、二期上，發表《為什么要保護古建筑》和《哪些古建筑需要保護》兩篇文章；第二年，又撰寫《如何保護古建筑》一文，發表在《文物通訊》第二期上，這幾篇論文澄清了一些人對古建筑保護工作存在模糊乃至錯誤的認識問題；同年，兼任國家文物局文物檔案資料室主任一職。

　　公元1981年  前往甘肅酒泉指導嘉峪關長城修復工程。

　　公元1982年  2月8日，黨中央和國務院批準全國政協委員單士元、侯仁之和鄭孝燮等提交國務院的創建歷史文化名城建議書，隨后責成其與鄭孝燮等共同經辦此事，并由其草擬了建立和保護歷史文化名城文件稿；接著，其撰寫的《我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與建設的重大措施》一文，發表在《文物》第五期上；同年，經其及有關專家評審、國務院審批的第一批二十四座全國歷史文化名城名單揭曉，從此中國文物保護事業邁上了一個極為重要的新階段。

　　公元1983年  3月，作為文博系統著名專家當選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并擔任第六屆全國政協文化組副組長，從此與連任該屆全國政協委員的單士元、鄭孝燮在文物保護戰線上并肩作戰，被業內外譽為中國文物保護事業的“三駕馬車”；5月，代表中國政府文化機構首次參加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澳大利亞悉尼召開的“亞洲太平洋地區文物保護學術討論會”；同年，前往美國進行文物保護工作的參觀訪問。

　　公元1984年  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8月，接受日本建筑技術交流會邀請，前往東京進行有關中國古建筑的學術演講；9月，由其參加籌建的中國第一個長城學研究會--山海關研究會正式成立，并出任該研究會副會長一職；隨后，積極響應由鄧小平同志提出“愛國中華，修我長城”的倡議，從而拉開了萬里長城多個地段大規模維修的序幕。

　　公元1985年  與侯仁之、陽含熙、鄭孝燮三位全國政協委員共同提交中國應該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的議案，促使中國于同年加入了該委員會，成為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的締約國。

　　公元1986年  與單士元、鄭孝燮等全國政協委員考察北京西便門殘存的明代城墻，提出應該盡快加以保護的合理化建議；同年，還在《文物天地》第三期上發表了《我與長城》一文，以及在《燕都》第八期上發表了《北京的牌樓》一文，。

　　公元1987年  6月，中國長城學會在人民大會堂正式成立，其出任中國長城學會副會長一職；同年，經其及有關專家向聯合國世界遺產委員會申報，長城、明清故宮、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秦始皇陵及兵馬俑、敦煌莫高窟、泰山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首批世界級文化自然遺產。

　　公元1988年  3月，連任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撰寫了系統闡述文物古建筑攝影的論文《古代建筑攝影》，發表在《華夏考古》第二期上。

　　公元1989年  11月，前往保加利亞參加“歷史城鎮、歷史地區和文物古跡保護維修國際學術討論會”，并對該地區進行了學術考察；隨后，撰寫的《保加利亞訪古隨筆》一文，發表在第二年2月22日《中國文物報》上。

　　公元1990年  出任中國文物研究所所長一職；撰寫的《古建筑的維修原則及新材料、新技術的應用問題》這一具有重要意義的論文，發表在《古建園林技術》第二十九期上。

　　公元1991年  隨同全國人大、全國政協考察組前往云南建水，就該城申請列入第三批全國歷史文化名城進行考查評估；同年，在《城市規劃匯刊》第五期上發表了《關于城市計劃與道路交通》一文。

　　公元1992年  與鄭孝燮等全國政協委員共同考察了四川和湖北兩省長江流域內的重要文物古跡，為即將興建的長江三峽工程中關于文物保護情況提出了科學方案，隨后撰寫的《三峽庫區古建筑的價值及其保護搶救之意見》一文，發表在《文物工作》公元1994年第一期上；6月，應韓國漢陽大學邀請，前往該國參加“黃海沿岸地區環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究會”；同年，還前往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埃及進行參觀訪問。

　　公元1993年  3月，連任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并在八屆一次會議上聯合其他委員共同提出了《搶救保護圓明園遺址并加以整修開放》的議案。

　　公元1994年  與單士元、鄭孝燮兩人應邀前往臺灣參加“1994年海峽兩岸傳統建筑技術觀摩研究會”，中國文物保護事業的“三駕馬車”齊聚寶島，成為一時之盛。

　　公元1995年  應馬來西亞中華公會的邀請，前往馬來西亞指導新山柔佛古廟修復工程，并隨機訪問了新加坡。

　　公元1996年  夏，為參加在墨西哥召開的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會議及有關考察活動，前往墨西哥和美國等地訪問；8月，《羅哲文長城文集》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發行。

　　公元1998年  3月，《羅哲文古建筑文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

　　公元1999年  1月，《羅哲文建筑文集》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發行。

　　公元2000年  秋，參加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國家林業局和中央電視臺共同組織的“長城綠色工程萬里行”活動，為保護長城盡心盡力；同年，應臺灣國立歷史博物館邀請，前往臺灣作萬里長城的專題學術報告。

　　公元2001年  3月，參加在日本東京召開的“亞洲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研討會”，發表了《關于建立有東方建筑特色的文物建筑保護維修理論與實踐科學體系的意見》的論文。

　　公元2003年  1月，《羅哲文歷史文化名城與古建筑保護文集》由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出版發行，同時由北京古建筑學界同仁發起的“慶賀羅哲文先生從事文物工作六十二周年暨《羅哲文歷史文化名城與古建筑保護文集》首發式”，在國家博物館隆重舉行，并向其敬贈了“國寶棟梁”牌匾；4月，來自全國各地的古建筑學界同仁及弟子在天津召開了“羅哲文先生從事古建工作六十二周年、文物工作五十二周年聯誼會”；5月，四川省文物博物館界為其慶賀八十壽辰，暢談其愛國愛鄉情懷；6月，其帶領一支由著名學者、作家、畫家、記者和奧運會冠軍等人組成的文化考察隊，西出玉門關后沿著著名古絲綢之路，開始進行歷時一個多月探訪樓蘭古國遺址等的行程，并成為年齡最長的穿越有“死亡之海”之稱羅布泊沙漠的第一人。

　　公元2004年  應邀訪問并考察了美國華盛頓和紐約等地的文物古跡及博物館，并會見美籍華裔世界著名建筑師貝聿銘先生。

　　公元2005年  2月，為弘揚中國古代建筑的優良傳統與工藝技術，使中國古代建筑事業傳承有序和后繼有人，在北京舉行了別開生面的“古建營造師承會”，正式收授有“三把斧頭”之稱的高級工程師李瑞森、馬炳堅、潘德華及原河北省古建筑保護研究所所長孟繁興四人為入門弟子。

　　公元2006年  3月，參加中國第一個“文化遺產日”紀念活動，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營造學社舊址四川李莊為起點，加入到“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行列；5月，為促成著名的京杭大運河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不顧耄耋之年踏上了萬里運河的實地考察之中。

　　公元2009年  4月，為慶賀其八十五歲華誕，中國古建筑學界舉辦了“羅哲文先生從業六十八周年學術研討會暨《羅哲文傳》首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