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如何讓生活更美好？在不久前剛剛結束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上，這個命題再一次擺在人們面前。

　　隨著城鎮化率跨越50%的歷史性門檻，我國進入了以城市人口為主體的社會發展新階段。在今后的城市發展中，如何治愈困擾人們的種種“城市病”？如何建設更宜居、宜業的城市？智慧城市如何更為智慧？為此，《解放周末》專訪了同濟大學副校長、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吳志強。

　　城市規劃不是讓大家坐在一旁欣賞的

　　解放周末：在很多人眼里，城市規劃就是蓋很多房子、造很多馬路。在您心目中，又是如何定義城市規劃的？

　　吳志強：我從小是在上海南京路附近長大的，1978年參加高考填寫大學志愿的時候，我的志向是要把南京路建造得更漂亮，于是我選擇了同濟大學城市規劃專業。當初的這個想法和大多數人是一樣的。

　　進了大學以后，我漸漸發現城市規劃不是簡單地蓋很多房子、造很多馬路。學校里的老教授對我們說，城市規劃師就像一個指揮，你指揮的時候下面有小提琴、大提琴，有管弦樂等等，你要讓不同的部門緊密協同，才能奏出最美妙的樂曲。我發現，城市規劃確實要和很多的專業部門打交道，包括給排水、建筑、交通、綠化等不同部門，你才能設計出自己的作品來。

　　解放周末：把城市規劃師比喻成指揮，挺形象的。

　　吳志強：但很快我又感到，城市規劃遠遠不止這些。后來我去德國柏林工業大學學習時，發現他們和我們學習的內容很不一樣，他們不學習給水、排水、電力、交通、綠化、建筑這些知識，而是學習大量的社會學知識。

　　城市規劃要了解老百姓心里想什么。因為城市規劃不是你的作品，不是讓大家坐在一旁欣賞的，而是老百姓要生活在其中的，是老百姓每天要用到的。城市規劃完成之后，要讓住在其中的人感到滿意。

　　解放周末：社會學讓城市規劃具備了一種人性的溫度。

　　吳志強：又過了一段時間，我發現社會學并不能解決城市規劃的一切問題。比如，上世紀80年代末以后，城市規劃被另一種東西所控制，是什么呢？是全球的資本。你想想看，為什么會出現“千城一面”的現象？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全球資本被一些大財團所控制，導致城市的形態趨于統一。比如，三菱汽車的4s店，全球都是一樣的；麥當勞的店鋪，也都是全球一樣的。決定一個城市“穿”什么樣的衣服，除了它的修養以外，還取決于它的經濟能力。

　　當然，還不止這些?，F在，我們每個人最關心的城市問題是空氣污染，是pm2.5，但城市規劃的教科書里并沒有pm2.5的知識。如果一個城市規劃師不學習這些知識，他又怎么去幫助人們解決pm2.5的問題呢？所以說，城市規劃是一門非常年輕的學科，又是一門發展非常迅速的學科。

　　解放周末：那么，到底什么是城市規劃？

　　吳志強：我認為，歸根到底，是用最少的資源，創造一個讓老百姓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城市。城市規劃的首要目標，是使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到幸福。盡管城市規劃的定義在不斷演變，但不變的是人的需求，是人對城市的美好夢想。

　　從一個城市移植一座建筑到另一個城市，就像移植猴子的耳朵到豬身上一樣荒唐

　　解放周末：在不久前剛剛結束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上，有一個關鍵詞是“城市病”。從城市規劃的角度來看，“城市病”有哪些？

　　吳志強：舉一個例子，曾經有一位國外的建筑師在中國一座新城的中心地段，挖了一個5平方公里大小的人工湖。這個湖如果只有50平方米那么大，那是合理的，湖在中間，人可以圍著湖活動。但這個湖一旦被放大到5平方公里，就意味著城市里所有的交通路線都要圍著湖運行，這是非常不合理的。這樣，城市的交通脈絡會被巨大的湖所割斷，無法暢通。

　　再比如，有的城市道路規劃得太寬，把路網搞得太大，兩條道路之間小路通不進去，很多小路都被阻斷了，反而更容易造成交通擁堵。這就像只有大的動脈，缺乏毛細血管，道路也是無法通暢的。

　　解放周末：這些“城市病”的根源是什么？

　　吳志強：1978年，我國的城市人口約占總人口的18%，今天，我國的城市人口為總人口的55%。我們用了短短38年的時間實現了如此高的增長，這在人類歷史上幾乎沒有發生過。在這樣的發展背景下，我們再來說說“城市病”的根源。

　　首先，人們對城市發展的規律不了解。因為今天的城里人，可能爺爺奶奶輩甚至父母輩都是在農村生活的，都是從農村來到城市不久。我們都以為城市是我們造的，而沒有把城市當成一個有自身發展規律的事物。因為不知道城市自身是有規律的，所以造成人們在城市里隨意建造，隨意破壞，今天建，明天拆，以為它是一個隨便你擺弄的東西。又因為你不認為它是有生命的東西，所以你就會不尊重它，缺乏敬畏感。

　　其次，城市規劃師常常不受尊重。我們經常遇到這樣的情況，一位領導在哪里見到一個很漂亮的建筑，就要求規劃師依樣畫葫蘆造一個，他以為這是可以隨便“移植”的。事實上，城市是人類建造的最大的智能生命體，從一個城市移植一座建筑到另一個城市，就像移植猴子的耳朵到豬身上一樣荒唐。這樣的情況發生多了，不少規劃師就開始灰心喪氣，失去信心，最終把自己淪為被動的繪圖員，領導或開發商說什么，他就設計什么。

　　這就是城市規劃所面臨的中國式難題，也是我們所遭遇的巨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