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上午，在原定審議“預算草案報告”和“預算草案”的上海市十四屆人大三次會議浦東新區一組小組審議現場，代表們的關注點卻移到了“特大城市人口控制”的話題上。

　　“人口控制”并未被寫入上海市政府工作報告，但在今年的上海市兩會上，卻成為了最受關注的議題之一：上海的人口規模到底多大比較合適？巨大的人口輸入是否會導致城市公共資源癱瘓？

　　中國青年報記者注意到，北京已經在2014年兩會上把“控制人口增速”首次寫入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今年更是在報告中提出實現該目標的具體解決“路徑”——出臺居住證制度。而上海方面，雖然在“特大城市人口控制”議題上已經有所行動，卻并未將這一議題擺上臺面。

　　“上海不要怕背負‘排外’的包袱。我們是全國的上海、海納百川的上海，但同時，在人口管理上也應該有一個科學的基礎。”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國家安全局黨委委員、政治部主任陳德鷹率先表態，“城市如何發展、人口規模控制在什么程度、如何科學地解決人口輸入輸出問題，這些都不能回避。”

　　上海市人大代表、中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竇玉明拿出一組詳實的數據，對陳德鷹的建議提出反駁：“現在上海的養老金支出是2500億元，未來5年，我預計這個數字會漲到3500億元，10年后是最難的，要達到5000億元，比現在翻一番，這個缺口從哪里出？”竇玉明說，吸引年輕人來上海工作并交養老金是“正解”。但目前的情況是，上海每年有40萬人退休，參加工作的卻只有20萬人，企業每年為員工繳納的養老金平均增幅是15%，“用人成本這么高，再這樣下去，企業會逃離上海的。”

　　一名在滬企業的負責人告訴記者，每錄用一名月薪3000元的員工，企業實際要為此付出4500元左右，其中1500元是各種企業部分的繳金，“最貴的是養老金，個人交8%，企業交22%。”

　　然而，即便如此，竇玉剛認為也難以解決未來養老金會發放的巨大缺口，“有一個辦法，我算了一下，每年多吸引20萬年輕人來就業，堅持20年，吸引500萬人來。”然而，500萬人的到來，隨即帶來的就是巨大的城市管理壓力。

　　上海現有常住人口約2415萬（2013年年底數據），這一數字，比北京市的2151萬人（2014年年底數據）還多出260多萬。“再來500萬個年輕人，你知道他們要帶多少人一起進來嗎？上海承受得住嗎？”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汽車工業（集團）總公司總裁沈建華對此提出不同看法，他認為，人口政策和人口規劃應當是上海這座特大城市一切發展的基礎，“前幾天，我在家后面的一條路上散步，短短半小時的路程，聚集了兒童醫院、中山醫院、腫瘤醫院3家三甲醫院，家家人滿為患。”

　　沈建華說，很多人到上海居住是來尋求更好的教育和醫療資源，“你不能說不讓人家讀書、看病，總得有一個全面科學的規劃。上海的‘十三五規劃’應該把人口問題提到核心位置。”

　　人口問題專家、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彭希哲長期研究特大城市人口控制的議題，他告訴記者，大城市人口調控應當采取“市場化手段+行政手段”有機結合的方法。一般而言，市場調節見效會慢一些，行政手段短時見效快，但長期效果不一定最佳。他更贊成用市場化手段來進行合理的人口調控，“上海近年人口增長的絕大部分源于外來人口的增加，而這主要決定于上海的產業結構、勞動力市場和公共服務的供給。外來的不同群體是對城市貢獻更多，還是占用城市資源更多，需要客觀評判。”

　　彭希哲認為，上海未來的產業結構升級會給城市人口調節帶來益處——創新型的企業留下，勞動密集型企業調整出去，上海的人口結構和素質可以進一步優化。他表示，上海目前近1000萬外來人口中，老人和小孩的占比僅為11%左右，剩余89%的外來人口都是勞動年齡人口，這些人中，有高端的科技和金融人才，也有建筑工人、保姆、護工，對人口調節最有效的辦法并不是用行政手段“禁入”，而是由市場調節，“保姆、護工雖然年齡偏大、文化不高，但卻是上海需要的人群，市場不會淘汰他們。”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任遠稱，城市人口增長和城市發展這對矛盾并不是無解的難題，世界上很多國家和地區都處理得不錯，“加強城市管理能力才是根本辦法，用行政手段控制人口得不償失。”他認為，上海市政府工作報告中不談“人口控制”，是政府清醒地認識到了自身“職能和權力的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