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聯合國防止荒漠化會議召開40周年。40年來，與荒漠化這一重大環境問題進行抗爭，已成為國際社會共同任務。
這一陽光充沛而又相對干凈的廣袤空間有很大潛力，有可能為地球村帶來新的生機和希望。
作為日前在內蒙古阿拉善盟舉行的內蒙古國際荒漠化防治科技創新高峰論壇的一部分，大部分中外與會者參加了相關考察活動。“此次考察全程大約走了1800公里，考察了21個企業的基地和研發中心。”內蒙古自治區科技廳廳長李秉榮總結說。
錢學森于1984年提出的沙產業理論構想認為，利用現代生物科學的成就，再加上水利工程、計算機、自動控制等前沿高新技術，一定能在沙漠戈壁建成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農業，即農工貿一體化的生產基地——沙產業基地。
正是這次密集的實地考察，讓大家切身感受到沙產業所呈現的勃勃生機。
錢學森沙產業理論，一直是國內相關沙產業、荒漠化治理的指導原則。“多采光、少用水、新技術、高效益”的沙產業技術路線在沿途地方和企業都被奉為圭臬、身體力行。也正體現了此次論壇的主題“荒漠化防治、產業驅動、科技創新、綠色發展”。
“必須依靠科技創新。”從地方及很多企業在沙產業和防治荒漠化中的成效中，中國沙漠及沙漠化領域研究的開拓者和學術帶頭人之一、中國科協原副主席劉恕對此更是深有感觸。
變化之快 可以為師
科技部副部長徐南平、國家林業局總工程師封加平、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副主席白向群等均出席了此次論壇。
荒漠化防治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容之一，徐南平指出，近年來，內蒙古建立生態治理、生產發展和當地居民生活富裕的可持續發展模式，有效發揮了先行先試的示范帶動作用。
封加平透露，經過長期努力，中國已經成為防治沙漠化成效最為顯著的國家，實踐證明，土地荒漠化是可以治理的，中國已初步扭轉了土地荒漠化長期擴展的趨勢，荒漠化土地從上世紀末年均擴展1.04萬平方公里轉變為目前年均縮減2424平方公里。
“沙產業發展的實際狀況，大大超出了我的預期。”劉恕表示。
一路上的交流中，外方專家表達了欽佩之情：雖然荒漠化防治和沙產業發展還面臨很多困難，有些工作還不盡如人意，但在中國發展速度之快、數量和規模之大都是令人震撼的，而且每次來都看到新的變化、想象不到的變化。重要的是中國找到了新的方向，讓大家看到新的美好生態前景。
以色列布勞斯坦荒漠研究所教授奧爾洛夫斯基，已先后來中國15次。他感到，最開始的時候，他們是老師，看到中國確實比較落后，給中國指出各種不足。但隨著一次一次再來看，他說：“以色列有的，中國都有了，而且中國做得更為出色，我們從老師變為學生了。十年以后，很多新的技術是在中國，而不是以色列。”
作為他的老同學，荒漠化治理研究專家、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所研究員田裕釗解釋，中國人學習了以色列的滴灌、日本的地膜，而且能把二者很好地結合，成為膜下滴灌，利用計算機網絡技術遙控，可以達到節水、省工、增產、節肥、提高收入的目的。同時滴灌成本比以色列低7成。
田裕釗表示，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有科學家對沙漠有很多暢想，諸如很多工廠直接可以生產糖、蛋白質等，后來也通過一些國際計劃在非洲實施，他親眼看到，非洲馬里所建的風力發電裝置、光伏發電裝置后來卻大都布滿灰塵，壞掉廢棄了。一些非常先進也非常復雜的技術在當地落地，當地很多居民識字不多，沒法掌握，最終成為烏托邦。
但在中國，這些經常在世界各地考察的荒漠化防治專家看到了實效，也非常受感動，對此評價很高，認為中國人想干事，會干事，干實事，干大事。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依·佐恩，用俄文三個字母T開頭的詞匯來概括中國人：天才、忍耐、勤奮，能獨創應對荒漠化問題的方法。他說，“我們現在理論不少，但實踐上沒有中國人做得好。”
“防治荒漠化，我們只是私人小規模在做，政府沒有組織類似工程。”蒙古國農牧業科學院教授斯·策仁達希、蒙古國草原學會會長德·道日力格蘇仁也發出類似感嘆。
什么才是荒漠化
劉恕介紹，1994年通過的《聯合國關于在發生嚴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國家，特別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提供了為世界廣泛約定的有關荒漠化定義及防治目標任務。依據《公約》，“荒漠化是指包括氣候變異和人類活動在內的種種因素造成的干旱、半干旱和亞濕潤干旱地區的土地退化。”其明確了荒漠化的實質是“土地退化”。
《公約》還對防治荒漠化的內涵目的進行明確：防止和/或減少土地退化；恢復部分退化的土地；墾復已荒漠化的土地。
“我國荒漠化土地面積應小于目前有關部門公布的面積。”劉恕說，從20世紀90年代的數據看，相關部門的荒漠化面積數值大于我國專門從事沙漠科學研究機構中科院原蘭州沙漠所近３倍。“巨大的差別既影響防治荒漠化策略的抉擇，也不利于國際間交流。數據錯誤會影響決策，一定要把沙漠、戈壁、荒漠化土地分開。”
“應引起有關部門的關注和專家們的研討，以國際公約界定的概念作為標準，來區別某些似是而非的說法。”劉恕建議，以便對我國荒漠化土地面積給予科學理性的準確量化，也使防治荒漠化的措施從實際出發和更為有效。
在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只要充分利用好陽光和其他自然資源，追求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贏，干旱半干旱地區有可能變成地球上生產力最高的區域，今天掌握了現代沙漠農業科技的以色列就是一個范例。正在中國興起的沙產業的創建活動，是邁向這個方向的一種努力。
劉恕提醒，土地荒漠化是一種惡性循環的慢性病，誠如非洲諺語所說：“貧瘠的土地上產生貧困的人群；貧窮的人群在制造貧瘠的土地。”貧困加大無序開發，無序開發引發環境退化，退化了的環境再加重貧困，在尋求解決如此復雜態勢的難題對策時，《公約》提供了符合中國古訓“抽薪止沸”的治本思路。
沙產業為企業和地方帶來驚喜
內蒙古多盟市都在積極推動沙產業建設。以阿拉善盟為例，2013年成立了以盟長為組長的沙產業專項辦公室，各旗區也成立了相應組織機構；2017年成立了沙產業發展專職機構——阿拉善沙產業發展指導中心，形成了全盟共同推進沙產業發展的組織架構。
沙產業的發展有效遏制了三大沙漠的“握手”之勢。根據近60年的氣象資料分析，阿拉善地區的沙塵暴天氣年平均天數大大降低，處于近60年來最低水平。
在阿拉善盟，一片一望無際的梭梭林讓人驚嘆，阿拉善盟計劃完成40萬畝梭梭林，但最終完成了近150萬畝，因為老百姓有了積極性。以前在內蒙古、新疆等地，老百姓砍伐梭梭、紅柳當柴燒，導致越砍越少。后來科技人員在梭梭上嫁接肉蓯蓉成功，肉蓯蓉號稱“沙漠人參”，使得老百姓可以借此富裕。
漢森酒業，在烏海市一片荒漠中用幾年時間開辟出有機葡萄種植園，并出資成立相關生物科技公司，組建技術團隊，利用煤礦固體廢棄物、風化煤，讓劣質煤變為生物有機肥，把沙地葡萄產業與生態建設相結合，走“林、草、農三結合”的循環經濟模式，把沙地葡萄產業從單一的種植業發展成為集種植、釀酒、旅游文化于一體的生態文化型復合產業。
在鄂爾多斯恩格貝生態示范區，自1989年開展生態建設以來，歷經近30年的艱苦創業，植被覆蓋率達到70%，生態環境的改善帶動了沙產業和旅游業的發展。“恩格貝也是青少年教育基地，讓大家看到希望，開闊思路，沙漠不可怕，是很好的資源，未充分利用，應該低成本利用。”劉恕說。
微藻是一類在陸地、海洋分布廣泛，營養豐富、光合利用度高的自養植物，其在食品、醫藥、基因工程、液體燃料等領域具有很好的開發前景。作為微藻產業之一，鄂爾多斯就建有螺旋藻產業園，在毛烏素沙地上崛起葉綠素工廠。北京林業大學螺旋藻研究所教授李博生研發的風光驅動大型光生物反應器微藻養殖系統，可以提高光能利用率。
內蒙古蒙草集團，經過20多年發展，業務遍及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區，完成多項優質工程，包括走進新疆、西藏、云南等地。該集團是以馴化鄉土植物進行生態修復的上市企業，專注于生態修復和草業科技。其成立研究院、建立種質資源庫，這是一般企業不敢想象的。
一個地方長什么植物不是由人來決定的，而是由該地區的土壤、水分、氣候等自然因素決定的，其基礎生態數據包括水資源、土壤資源、氣候資源、草地資源、畜種資源等。
內蒙古自治區科技廳出資1000萬元，幫助蒙草建成了蒙草草原生態大數據平臺，收集國內生態環境數據、植物種質資源、牧草生產技術等重要信息，集成了世界級的草原生態大數據平臺。
在內蒙古自治區科技廳和發改委的大力支持下，蒙草聯合草業、林業、農業等領域專家學者，與航天科工合作，利用高分衛星和地面相結合，在繼續研發“北疆生態資源智慧平臺”。
準格爾旗開拓了沙產業的新亮點，使生態改善，農民增收。以前周圍都是明沙，現在通過飛播等手段，讓40萬荒漠恢復植被，而且40萬畝飛播一次成功也是世界奇跡。該區屬于庫布齊沙漠東段，人、機器和車都很難進去，飛播在人不干擾自然的情況下，讓種子得到撒播。
在風水梁，內蒙古東達蒙古王集團把生態建設與發展林沙產業作為“二次創業”目標，通過草灌喬綠化種植，利用獺兔養殖幫助農牧民增收致富。將林、草、沙結合起來，通過大規模生態治理，實現了沙漠增綠、沙柳增值、農牧民增收、企業增效、地方增稅的“五增”目標。
內蒙古天龍生態環境發展有限公司從2001年開始，積極承擔包頭市政府大青山南坡綠化改造項目，投身到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之中。公司總工張英杰介紹，大青山是石漠化沙地，地處干旱半干旱地區。為此，他們對大青山及鄰近的干旱半干旱地區進行了旱生、強旱生植物種質資源的調查。
作為一家民企，天龍生態通過科學引種、馴化、擴繁，把鄉土樹變成了一片又一片干旱旱不死、高溫熱不死、低溫凍不死、野火燒不盡的鄉土林。目前，通過在西北各省區收集大量原生植物，并進行引種、馴化和繁殖，天龍生態的鄉土林已遍布西北地區荒山及重點區域。在只靠雨養的條件下實現了成活率95%以上且比傳統造林成本節省一半以上。
“一些企業家正在發生改變，不再只是商人，不只想著贏利，而是有社會責任意識。”劉恕感觸道。
更少成本 更好效果
目前我國的防沙治沙工作主要靠傳統人工治理的方式，但隨著社會發展，各行各業勞動力短缺，沙區工作環境惡劣，勞動力短缺在沙漠治理領域顯得尤為突出。
甘肅建投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馬友勝，介紹了他們在機械化防沙治沙方面的摸索與實踐——完成了機械治沙的自動化、數字化問題。他們根據不同的風沙侵蝕和地貌環境情況，鋪設不同類型的草沙障，在節約資源的情況下起到防風固沙的效果，包括利用無人機采集大量基礎信息。
據他們的實踐測試，機械化防沙治沙是人工效率的50倍，而且鋪設草沙障質量更好。其實踐也得到當地政府和國家林業局的認可，機械化治沙被認為開辟了一個新時代。
“沙丘中水分和植物是什么關系？可以支撐多大面積的植被？”在多年前的研究生考試答辯時，劉恕就是給楊文斌出了這個題目，當時他并沒能給劉恕一個滿意的答復。
通過20年的努力，如今作為中國治沙暨沙業學會副會長、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首席專家的楊文斌，給老師劉恕一個最好的回答。
在我國，防沙治沙長期奉行“覆蓋度高、治沙效果好”的技術路線；結果導致大面積中幼齡林衰退或死亡，不成林或“小老頭樹”現象也普遍發生。楊文斌團隊提出低覆蓋度治沙理論，他們通過多年的研究和試驗揭示，留足林間自然修復帶，可以促使植被、土壤和微生物快速修復。
行帶式格局充分發揮了“邊行優勢”與界面生態功能，防風阻沙的效果非常顯著，植被生長優勢非常明顯。20米的帶間恢復效果好；小于等于10米的帶間距，成林后帶間植被的發育受到強烈抑制。
我國干旱半干旱區，天然分布的疏林、稀疏灌叢，覆蓋度在30%以下，降雨可以滲漏到深層或者補給地下水。低覆蓋度固沙林可以是很好的牧場，低覆蓋度行帶式固沙林帶間草本恢復后，可進行季節性適度的放牧，牧民非常歡迎。
尹偉倫等院士專家對楊文斌成果的評價是：開拓了覆蓋度在15%～25%時能夠完全固定流沙的新領域，基本上解決了防沙治沙中“中幼齡林”衰敗死亡的問題，低覆蓋度防沙治沙體系促進了界面生態效應和林學小氣候效益的充分發揮，使沙地土壤、植被、微生物得以快速修復，構建相對穩定的沙地生物生態系統。
國家林業局局長張建龍指出：“面對氣候變化、地下水位下降，過去，高覆蓋度的固沙林大量衰退或部分枯死。低覆蓋度治沙是一個與時俱進的成果，解決了我國防沙治沙中多年來沒有解決的重大問題。可以想想，治沙蓋度下降到25%，能降低我們多少治沙的人力、物力、財力成本？就像汪洋副總理說的，科學治沙是現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治沙問題。”
楊文斌的研究成果已經成為國家標準，2016年修訂、2017年1月1日執行的《國家造林技術規程》干旱區部分就是按照低覆蓋度理論完成的。
文明建設生態 科學經營生態
“我們的政府是有作為的政府。”劉恕表示，這么大力度涉及這么大范圍的工作，是政府的力量，比如在梭梭種植上，誰種植效益給誰。如果一戶牧民有幾十畝沙地，僅僅240元/畝的勞務費就能收獲不少，很多人并不了解，在大規模生態建設方面，政府整體的體制還是有作為的。當然如果能再克服一些弊病，可能對全球范圍的荒漠化防治有更好啟發。
荒漠化防治何以能產生這么大的效果？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內蒙古防沙治沙協會會長潘秀峰總結說：首先是國家對此高度重視，才有這樣的發展力度。政策的導向，資金的到位，最重要的是老百姓認識的變化。從中央到地方，從領導干部到老百姓，大家都有把自己環境營造得更好的意識，這是最可寶貴的。經過多年治理，大家交了很多學費，從中吸取了很多經驗和教訓，在此過程中，思想、技術、方法都在不斷總結完善和提高，隨著我們對自然的認識由不自覺到自覺，才走到今天這一步。由過去的盲目性走到今天的自覺性，由過去對自然環境惡化的痛恨、要斗要治，到今天更注重與自然的和諧文明相處。
當然，潘秀峰認為一些地方生態建設上也還存在一些誤區，比如在沒有水的地方還要去種樹，消耗水，會加劇生態的惡化。
現在最重要的理念，潘秀峰認為有三方面。首先，是向自然學習，尊重、了解和認識自然，道法自然，了解在自然中存在的一些植被對本地有些什么作用，以平等態度對待，以避免自然的報復。其次，要向老祖宗學習，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不僅要發展自然和人的和諧關系，也注重人與人的和諧相處。最后，向科技學習，有很多科學道理到了今天才能被認識到。我們能動用很大力量，把各種科學技術運用上，對生態建設來說如虎添翼，就像原本的40萬畝梭梭林能完成150萬畝，除了積極性，科技、工具改進是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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